反网络暴力法要来了，处罚最高达一千万元

　　反网暴立法可能是近几年两会呼声最高的话题，这一呼声即将迎来回应。

　　7月29日，我国第一部相关法律《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反网暴法）发布，向社会征求意见。

　　本次征求意见稿共六十条规定，七个章节按不同治理主体和环节划分：平台治理、政府治理、社会共治、司法保护等，并在附则中排除了通过网络举报违法犯罪的情况。

　　业内人士告诉我们，网络暴力的定义是他们最先关注的重点。本次反网暴法将网络暴力定义为：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者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行为。

　　根据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及学界的观点，此前网暴主要被定义为针对个人的侵害行为。而根据本次定义，公司等组织也可以主张被网暴，荣誉权（荣誉称号和奖励）侵权同样被纳入了网暴的定义中。

　　在治理主体上，平台被课以更明确的义务。反网暴法涉及平台治理的条款共计12条，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建立健全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若发现存在网暴风险，不得利用算法推荐等技术推送信息，并应采取限流等措施。

　　一个值得关注的规定是，反网暴法要求平台在显著位置向用户提供网暴快捷取证等功能。一定程度上，这是为了回应实践中网暴者匿名追踪困难、受害者取证时平台协同门槛高等问题。

　　除了治理责任，反网暴法还明确了违法后果，这也是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部分——对于平台，违反反网暴法单项条款最高可能被罚200万元，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最高罚款1000万元，并且可以被吊销相关营业执照或者业务许可证。

　　有影响力的“大V”如果违反规定，可能收到最高50万元的罚单，并被永久禁止注册。反网暴法还明确，网暴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者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从2008年“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的王菲诉三网站侵犯名誉权纠纷案，到刘学洲自杀事件、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粉发女生郑灵华自杀事件……近20年来，网暴一次次成为公共事件，推动社会不断重新审视网络言论的边界。

　　此次反网暴法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网暴的法律草案，还需经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一旦正式实施，效力将明显高于过去的部门规章，也意味着网络信息治理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明确人格权侵害禁令

　　第一处值得关注的反网暴法规定是人格权侵害禁令。

　　过去，网暴受害者从起诉到法院判决可能需要数月，谣言和辱骂会持续扩散，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人格权侵害禁令是一个强有力的暂停键，这项紧急司法保护制度允许受害者在正式判决前，申请法院强制施暴者停手。

　　“自2021年《民法典》施行以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案件数量快速增长，以2023年为例，人民法院发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同比增长达100%。”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加海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最高法一直在抓紧制定有关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司法解释，对解释条文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本次反网暴法对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条件作出了详细规定：当事人可以向居住地、侵权行为地等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具体申请条件是，当事人需要有证据证明，有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网暴活动，不及时制止会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些禁令案件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公安机关协助执行。

　　破解起诉难，平台需提供便捷取证功能

　　但即使有了人格权禁令，受害者面临的最大痛点是找不到人和留不住证据，很难在后续法律程序里成功维权。

　　“现有的法律制度其实提供了相对充足的救济手段，治理网暴的难点仍在于立案难、取证难。尤其在惩罚网暴者的过程中，要在其行为和造成的结果之间建立严密的法律因果关系较为困难。”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赵宏曾在媒体采访中提到。

　　2023年，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尤其在自诉案件中，网暴当事人面临取证难、举证难、证明难的困境，导致不少“按键人”的网暴者没有受到应有追究。

　　本次反网暴法则明确了几项协助责任：当网暴受害者提起自诉时，法院经审查，认为受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应当依法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公安机关的协助作用主要是查明行为主体、固定核心证据。其需要协助受害者调取账号的真实身份信息，并收集网暴信息的扩散情况。

　　除了自诉，检察院可以提起公诉，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也可以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而对于情节较轻、尚不够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网暴行为，公安机关可以出具“网络暴力告诫书”。

　　此外，网暴多发生于平台，实践中经常出现平台协助取证门槛高等情况，此次反网暴法要求平台在显著位置向用户提供网络暴力快捷取证等功能。

　　大V施暴可被禁止“重生”

　　靠网暴流量牟利的打手、水军，一直是网暴治理的重点打击对象。近几年发生的许多网暴事件，往往源于有组织的恶意炒作，靠“蹭流量”获取大量关注和利益。

　　反网暴法也关注到流量牟利对放大网暴的关键作用，影响力大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服务机构签约账号”被重点关注。

　　如果平台发现他们实施网暴活动，需要采取一系列阻断措施，包括即时关闭营利权限、限制账号功能，乃至列入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

　　除了砍断利益链条，这些账号可能收到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单。反网暴法在此还提到了互联网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有关主管部门也可以实施失信惩戒，直接禁止他们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大型平台需定期开展网暴风险评估

　　反网暴法用了较大篇幅明确网络平台（“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治理网络暴力中的责任，我们梳理了以下几点：

　　一、需要有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账号涉及网暴的情况，需要纳入信用等级评价体系，降低账号信用等级。

　　二、仍然需要对网暴信息进行内容识别。尤其要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人工审核结合的方式，监测网暴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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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若发现存在网络暴力风险，不得利用算法推荐等技术推送相关信息，并及时采取风险行为警示、流量限制、暂停信息更新等措施，在显著位置添加网络暴力风险标签。

　　四、健全网络暴力辟谣机制，完善涉网络暴力账号处置的申诉渠道，并在显著位置向用户提供网络暴力快捷取证等功能。

　　五、大型网络平台还有网暴治理的特殊义务，需要有快速响应机制，定期开展网暴风险评估，发布网暴治理年度报告。

　　在快捷取证方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发现，目前部分主流社交平台已经开始提供相关功能。例如，新浪微博在私信聊天页面的“投诉”流程中提供了快捷取证入口，用户可以批量选择文本、图片、语音等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小红书私信页面也提供“举报用户一键取证”功能，支持批量勾选私信内容。

　　不过对于评论、转发的公开场景，多数平台仍未提供便捷的取证工具。如果需要进一步调取涉事账号信息、传播路径等数据，也缺少专门的操作入口。

　　对于规模更小的平台而言，如何落实相关功能、承担治理成本分批卖出，也将成为反网暴法正式版本出台和落地的现实挑战。